2020/1/15
出现早期感冒症状不建议在家自我隔离
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已经扩散成为全球性的流行性疾病，“疫情”——这个多年未曾在报章头条出现过的词语，在2020年初却占据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17年前，我们也曾面临似曾相识的境况：未知的敌人、迷惘的公众、事后被证明应变不够敏捷的执政团队……而这些问题，或许只有公共卫生专家能够回答，也或许只有他们，能够帮助公众树立正确的防疫观念、执政者采取必要的行动。
作为国家行政级别最高、负责程度最广的卫生健康机构，国家卫健委毫无疑问是本次疫情防控的“第一指导者”。 《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第十九条规定， 发生或者发现不明原因的群体性疾病的时候，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在接到报告1小时内，向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而国家卫健委和中国疾控中心也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介入调查工作， 并在2020年1月20日 —— 即将新冠肺炎宣布为乙类传染病并进行甲类管理——之前派出三批专家赴武汉进行调查。
国家卫健委中央指导组都有哪些成员？他们分别都是“何方神圣”？他们又对疫情防控尽到了怎样的责任？
2020年2月初，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越发复杂，基于对疫情形势的最新研判，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 《关于调整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家组成员的通知》， 并公布了专家组名单。该专家组由 14 名扩至 60 名成员，由国家卫健委体改司司长梁万年任组长，团队还包括了外界所熟知的钟南山、李兰娟、高福、曾光、袁国勇等5名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
调整后，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家组（国家卫健委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处置工作专家组/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中不仅包括多位顶尖医学专家，还有行政官员、教授学者等各行业大咖，多名专家自去年年末开始就活跃在抗疫战线，不时对外回应公众提问，发表最新结论。
60位专家中，具有医学工作和教育背景的专家占据了绝大部分，有54位；其中，多数成员都来自中国疾控中心、全军和各地的医学院、医院。这些专家多数都有着医学教育背景，毕业于协和医学院、中山医学院、北京医学院等医学名校，部分专家还有留洋经历，曾在美、英、法等国取得博士学位、进行博士后研究或进修。
在科系分布上，有21位专家从事的是流行病学研究和传染病防治，6位专家有呼吸系统研究背景，4位专家从事重症监护医学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名单中还有3位专家有中医背景，分别是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张伯礼、北京市中医医学院院长刘清泉，前两位同时也都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说明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国家卫健委对中医也多有参考。还有一名心理治疗方面的专家马弘医生。
7位中国工程院院士，1位中国科学院院士，院士人数占了总人数的13.3%。其中，李兰娟、徐建国分别为传染病诊治、 预防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主任， 侯云德为国家传染病防治重大专项原技术总师，钟南山为国家呼吸系统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可以说，他们是对此次新冠病毒最专业对口的一部分人。
值得留意的是，这批具有医学背景的专家之中，有部分专家具有跨学科背景，如曾当过赤脚医生、后从事卫生经济学研究的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部副主任刘国恩，以及毕业于北京军区军医学校和中国政法大学、从事医疗诉讼研究的北京华卫律师事务所主任郑雪倩。
尽管有6位专家的研究领域和教育背景与医学的关联较小，但他们分别在法学、传媒、公共管理和应急事务管理等公共领域的问题上有着较为丰富的应对经验，如专家组成员、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公共事务研究院院长杨宇军就是国防部前新闻发言人，另外五位分别是清华大学法学院原院长王晨光、清华大学公管学院党委书记彭宗超 、中国传媒大学政府学院院长董光鹏 、 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院长薛澜、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主任郑雪倩。
另外，专家组多来自北京，共有52位正在北京各个机构任职，上海、江苏、香港各2位，浙江、广东各1位。
共有14位专家在高校任教，北京大学5位，清华大学3位，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香港大学各2位。
这60位专家虽然都经历过 “非典” 时代，但有23位专家明确具有应对 “非典” 疫情的工作经历或工作内容，除了公众熟知的钟南山之外，专家组组长梁万年是时任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也曾被授予“抗击‘非典’优秀共产党员“。除此之外，其他成员也相应参加过2005年的H5N1禽流感、2009年的H1N1甲型流感以及H7N9禽流感的防控救治工作。
除了全国专家组的60名成员以外，我们的研究对象还包括抗疫以来活跃在网民视线中的“网红医生”或“网红专家”，如张文宏、管轶。
疫情发生以来，专家们都在谈论什么？
作为一种未知的病毒，公众最初在面对新冠病毒时措手不及， “ 病毒 ” “ 病人”“感染”等医学报道中常见的词汇和医学概念，开始在报道中涌现。专家在解释一系列医学现象和疫情状况时也会大量使用相关词汇，帮助公众更好地面对病毒的传播和疫情的防控。而 “武汉”“传染”“新冠” 等不带感情色彩、却与病毒特点和扩散紧密相连的词汇也被多次提及。随着新冠肺炎的全球扩散，外国的防疫工作也逐渐暴露在镜头之下。“意大利”“新加坡”“德国”等防疫有力或疫情严重的国家在专家言论中也常常被提及。
新冠肺炎早期症状与普通肺炎、感冒有相似之处，如何确定有症状者就一定是新冠肺炎，“检测”准确性如何，就成了大家很关心的问题。确诊之后，有什么方式治疗， 药物研究到了什么程度， 中医在采用什么样的药方进行治疗，也受到了关注。
一部分专家指导组的专家也成为了热搜话题本身。除了在2003年 “非典”时期就赢得公众信任的钟南山院士和李兰娟院士之外，最早提出“可防可控”遭受批评、而后本人也确诊感染的王广发医生，同样走近网民视野。上海的张文宏医生则是因其朴实直白的语言风格和果敢的行事作风博得公众好感， 成为一名“网红医生”，为公众进行大量科普工作。
疫情复杂，众声纷纭，或许从整体的词云图中无法清晰地看到专家们的发声重点，于是笔者按时期和类别对所有统计言论进行统计、划分与分析。
在各机构官网及新浪微博话题榜上，查询2019年12月31日至2020年3月23日间，所有研究对象相关的公开报道及其发表的论文，提炼出每条热门话题的中心内容，并将其所反映的专家关注点分为防控建议（针对疫情防控、复工复学、输入病例等）、疫情判断（以基于疫情本身的判断为主，以及对疫情拐点、结束时间等的预测）、救治进展（包括救治成果、治疗方案、药品研究）、国际疫情、中医、其他（包括医护人员相关、国家政策相关等）六个类型。
自1月下旬确认新型冠状病毒人传人后，全国人民对此次疫情的关注达到新高度，专家们对外发声的频率也显著提高。我们发现，有关疫情的判断、预测贯彻始终。这表明，人们一直很关心疫情发展到了什么地步，因为这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能不能出门，能不能工作，都需要疫情同意。防控建议也一直持续跟进，专家们不断给出提醒，尤其是针对普通人需要注意的防护事项，尽量减少感染的可能。
情人节前后，民众对疫情的关注度暂时降低，专家对外发声数量也有所减少。2月中旬至2月底，寒假逐渐走向尾声，有关复工复学的话题被反复提起。而接近3月，其他国家陆续出现感染者，新冠病毒逐渐扩散至全球多地，国内民众和专家也将部分目光投至国外；零星的境外输入病例也开始引起国人警惕。
同时，经过两个月左右的战“疫”，救治成果被更频繁地提及，国内的形势基本得到控制，武汉“在院重症病人从1.2万人减到了1800人左右”，部分省市病例甚至开始向清零迈进，反映了我国的防控措施总体积极有效。最为根本的疫苗研发过程曲折漫长，有关药品的讨论未曾停止， 血浆疗法、糖皮质激素使用等方案虽然多少有些价值，但并非大家想要看到的 “ 特效药 ” 。在这一过程中， 也有争议，比如李兰娟院士发布的重大药物成果曾遭到质疑。中医针对新冠肺炎也提出了几种不同的药方辅助治疗，比如清肺排毒汤，对缓解病情转重、预防病毒感染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药品研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每一步都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够完成，因而是间断被提及的，专家们仍然在研发之路上奋力前行。
专家们的发言中不乏更常规、更具人情味的话题。医护人员在此次疫情中牺牲了很多，张文宏等医生被采访时也常常提及他们的付出，呼吁提升其工作条件、改善其工作环境。也有医生对疾控机构的地位与作用提出反思与建议。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党支部书记、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员。长期从事感染病与肝病专业的临床研究。2020年2月，入选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库。2020年5月，被授予“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荣誉称号。2020年6月，被聘为“中国足球协会防疫专家”。6月18日，当选为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这些“网红专家”的热门言论越多，对各个主题的覆盖面也越大。
屡次凭耿直金句“出圈”的张文宏医生接受过大小媒体的许多采访，他最常提及的是与防控相关的建议措施，除了面向国家层面，还为普通民众个人防疫、复工复学等提供指导。张医生其次最常说的是救治进展和对疫情发展的预测，他曾回应过痰栓吸出、血浆疗法、糖皮质激素使用等多种治疗方法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专门写过“张文宏展望国际抗疫”系列文章，也曾对疫情结束时间做过多次预测。
张文宏医生的判断基本都比较准确，但面向公众语言相对平实，许多细节需要联系语境，加以解释，比如“拼命地通风”意在鼓励大家勤通风，但一直开窗并非全然有利无害；再比如“吸出痰栓”的治疗方案比较复杂，张医生的口语化阐释有些地方需要进一步说明。
传染病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医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主任医师、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兼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教育部生物与医学学部主任，中国卫生信息协会副会长，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主任委员、肝衰竭与人工肝学组组长，全国人工肝培训基地主任，中国医师协会感染病专科医师分会会长，中华预防医学会微生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际血液净化学会理事，浙江省医学会会长。
2020/1/23
酒精消灭病毒不等于劝大家喝酒
普通民众暂不需要护目镜
出现早期感冒症状不建议在家自我隔离
2020/1/25
武汉“封城”的决定非常重要
所有人都是易感人群
目前还没有制成有效的疫苗
潜伏期也有传染性
咽拭子检测可鉴别流感、新冠肺炎
2020/1/30
对宠物要加强监管
防备哺乳动物
利用大数据技术甄别可能携带病毒的无症状感染者
2020/1/31
疫情高发但可控，公众无需恐慌
两到三个14天，疫情会明显下降
消化道不一定传播新型冠状病毒
武汉检测试剂不够，不是每个人能得到检测
新冠病毒在干燥环境中可存活48小时
P3已分离8株毒株，有几株适合做疫苗
2020/2/15
李兰娟回应两款新冠荐药数据遭质疑：
仅为实验数据 未作成果发布
阿比朵尔、达芦那韦能有效抑制冠状病毒
一般都不需要戴手套
2020/2/17
“四抗二平衡”治疗方法对新冠疫情有价值
“群体免疫”对老百姓不负责任
李兰娟院士也最为关注防控建议的提供，常常针对民众最为关切的新问题作出回应，比如普通人是否需要佩戴护目镜、如何看待无症状感染者、潜伏期是否具有传染性等。除此之外，她的团队在救治方案上也有突破，如发现阿比朵尔、达芦那韦能有效抑制冠状病毒——但此两款新冠荐药数据在之后遭到质疑，李院士又回应称其只是实验数据，未作成果发布。总的来说，李院士对疫情可控性的判断与王广发相似，认为其高发但基本可控，公众无需过于担心。
中国工程院院士，教授、博士生导师。2003年抗击"非典"先进人物。 现任中华医学会顾问 、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广州市科协主席、广东省科协副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事会成员等职 。主要从事高氧/低氧与肺循环关系研究。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先后担任中华医学会呼吸分会主任委员，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吸烟与健康医学顾问，国际胸科学会特别会员，亚太地区执委会理事。
2020/1/21
对感染者进行前端隔离，并严密跟踪密切接触者，是目前防控疫病传播的最好手段
不相信会出现17年前SARS那样的情况
要防止出现超级传播者
技术优于17年前，相信能有效控制疫情
肯定新型肺炎人传人，很可能来自野味
戴口罩预防很重要，不一定非要N95口罩
2020/1/22
尚无任何研究结果提示盐水对新型冠状病毒有杀灭作用
局部大爆发，病死率不高但传染性强
病例不会大规模增加
目前不要出行
不会因为春运返程出现大传染
2020/2/17
二月中或者二月中下旬一点，南方疫情应该达到峰值
到峰值不等于到拐点
个人估计劳工（节后）的大流动不会再出来一个峰
新型冠状病毒和SARS是两回事
2020/2/18
磷酸氯喹还够不上特效药，但值得探讨
血浆治疗对重症患者有效
保持下水道通畅极为重要
尸体解剖目前非常重要
出院重新感染可能性很小
防控意识要长期保持
当务之急要鉴别流感和新冠肺炎
2020/2/27
身体里出现足够抗体不会再感染
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不一定发源在中国
预测4月底疫情基本控制
新冠肺炎1人能传染2到3人
建议疫情发展较快国家参考中国处置
建议提高疾控中心地位
复工后做好常规防护
2020/3/1
就诊时尚未发热新冠肺炎患者近五成
最新的潜伏期中位数为4天，最长有24天
近一半患者入院初期无发热症状
建议严格防控实施至4月底
2020/3/12
国外疫情很像武汉早期情况
病人出院后复阳大多数已产生抗体，除非极个别没好
估计全球疫情至少延续到6月份
2020/3/16
疾控中心应有一定的行政权，紧急情况下可发出预警
不能靠所谓集体免疫解决问题
没有证据表明疫情源头在武汉
建议对输入病例采用核酸检测
疫苗是解决新冠肺炎最根本办法
2020/3/20
中国防控方法可在其他国家应用
国外封城还要做的更好一些
这次我们还是准备得不够
网民心中的“第一权威”钟南山院士，相较于张文宏与李兰娟，最常对疫情现状作出事实性判断，并在后期密切关注国际抗疫进展。比如钟院士对外称“疫苗是解决新冠肺炎的最根本方法”、“疫情首先发现在中国，但源头不一定在中国”、“出院重新感染可能性很小”等；再比如他提倡疫情发展较快的国家可参考中国的应对方案等。另外，钟院士对救治进展提及得相对较少。
虽然钟南山院士的发言均基本属实，但有些判断还需要根据疫情发展及具体案例进行进一步的补充说明。比如他称“完全康复患者体内有抗体，重复感染的机会不多”，这是基于当时的数据做出的判断，但基于最新的科学研究可以发现，尽管治愈患者重新感染的可能性很低，但也不排除出现相关情况，其他专家称这个问题值得观察。再比如他说“新冠肺炎1人能传染2-3人”的说法也需完善，多项研究均指出，新冠病毒的基本再生数，即R0值介于2.2至3.5之间，即一人可以传染2到3人。但病毒能否从 1 个人传染给 2 至3个人也取决于其他因素 例如与他人的接触距离 、传染期等。 因此，该表述意味着新冠肺炎病毒有能力从1 个人传染给2到3个人，但并非每个个案都是这样进行传染。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内科主任。擅长于呼吸系统疾病诊治、机械通气技术、支气管镜诊断、气道良恶性狭窄的介入治疗(气管支气管支架植入、球囊扩张、气道内肿瘤电烧蚀、气道取异物、冷冻治疗等)、内科胸腔镜手术、等离子体射频消蚀鼻甲软腭悬雍垂扁桃体减容术治疗鼾症和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CPAP和BIPAP治疗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关于王广发，被质疑最多的在于他提出的“可防可控”的判断。据本人解释：“可防可控并不是不防不控。在疫情的早期阶段，积极采取防控措施，代价就低得多，但等到疫情都播散开了， 也是可防可控，但是社会代价就太大了。”“我个人得病和可防可控不是一码事，可防可控是会有病人，但是我们通过一些措施，可以控制病人数量的增长，可以减少传染。”
我们看到，各省市实行管控措施后，病例逐步清零且没有新增，新冠肺炎的确是可防可控，但是是建立在防控措施到位的前提下。而在疫情前期，除了 1 月23日武汉封城，并没有太多的防控措施，民众当时没有做任何的自我防护措施，加上病毒的潜伏期，的确扩散起来像“防控不住”的样子。
而另一个关于“人传人”的问题，王广发一直强调“没有足够的证据”。他本人是呼吸内科的医生，有关于传染病方面的知识的确无法与流行病学专家媲美。他提出，判断人传人是需要一个 “量化” 指标的，需要经过计算才能做出的判断。当然这个问题，最后由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进行了进一步解释：早期已经有“人传人”的看法，但受当时条件限制，谨慎作出 “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 “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 等结论。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博士生导师，WHO传染病监测和应急反应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执行主任，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曾光的第一条微博
曾光就双黄连事件发声
曾光持续关注疫情
曾光接受了很多的采访，甚至开通了微博进行一定的发声。在抢购双黄连的时候，他提出：没有检验程序，药效无从谈。谈到武汉行动问题时，他提出 “ 武汉行动慢了是科学认识的问题，也不排除决策的犹豫，他要考虑政治视角，考虑维稳的问题，他要考虑经济的问题，他要考虑春节老百姓的天伦之乐，满意不满意的问题。我们说的话往往只是他们决策中采纳的一部分。” 对于武汉百姓，“如果疫情拐点出现，武汉人有很大的贡献”。对普通人， “所有人都易感，戴口罩为防控做贡献” “绝不能坐等疫苗，做好自我保护就是为防治做贡献”。
有一点问题的是，1月28日他提出：“我们有春暖花开的时候。春天以后往夏天的话，气候的变化是不利于呼吸道传染病流行的”；而3月13日又表示，“尚无明确证据表明气温会影响病毒”，两次采访似乎有些矛盾。
长期从事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领域研究，特别是在病原与宿主的相互识别和相互作用方面进行了系统性和原创性工作。曾获发展中国家科学院 (TWAS) 基础医学奖等奖项。 现任第八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高福，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随着我国境内已经多日无新增或仅有少量新增本土案例、疫情逐渐明朗化之时，身为国家级抗疫部门的领导人，高福在疫情防控中理应获得各方的尊敬和赞赏。但在百度搜索中键入“高福”二字，关联出来的词语却是“耻辱柱”“罪人”等带有贬义性质的词语。
引爆对高福的争议的导火索，是1月25日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一篇学术文章——此时，是武汉“封城”的第三天。论文披露了从12月以来武汉地区发现病毒到病毒流行、爆发的过程，但网友将论文所披露的时间线过程与新闻媒体中中央、湖北、武汉各方的表现进行比较后，怀疑高福早已获取病毒的相关数据，了解疫情的严重性，却没有向决策部门或公众进行示警，而是在拿到数据后作为论文的素材，以期撰写论文。
或许是过多的争论和批评让高福选择了沉默，自争议爆发以来，高福一直没有回应相关的问题，也没有出席国家卫健委或疾控中心的记者会。直到1月31日，他才回应称论文被“误解”，公众混淆了论文和临床诊断；2月17日他则回应称“不能去网络吵架”。此后到3月28日，高福一直没有出现在公众舞台之中。
现为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教授，是当今禽流感病毒国际权威之一。是最先提出果子狸是传播SARS冠状病毒的科学家之一，曾获《时代周刊》选为18位救人英雄之一。
另外一位在争议后选择沉默的，则是香港大学教授管轶。如果说高福领导的疾控中心是前线打仗的军队的话，管轶的工作则更像是后勤保障。作为病毒学研究领域专家，2003年“非典”时期，管轶带领团队率先分离出SARS病毒， 并证实了果子狸是SARS的中间宿主，也是人类感染SARS的直接来源。 而广东省政府也基于研究他的研究，清除市场上的果子狸，从而有效遏制了SARS疫情的扩散。
管轶的争议来源于他接受《财新》专访中发表的言论。这次在1月23日——即武汉封城的当天——进行的专访，管轶发表了在当时看来令公众震惊的言论，例如，“此次感染规模最终可能会是SARS的10倍起跳”，自己“身经百战但还是选择做了逃兵”等。
而在当时，“SARS的10倍起跳”是公众无法想像的。微博用户“李淼在微博”的言论代表了不少网民的声音：“说是非典的十倍？也就是四万多人？真敢说。”
1月15日时曾说过“疫情可控，民众可以过个好年”
去到武汉后，发表“恐慌”言论，自己当了“逃兵”
非典当年，管轶说SARS病毒的宿主是果子狸，后来发现祸首是中华菊头蝠
2005年，管轶在汕头大学的实验室因为不合格而被农业部关停
2005年，管轶在接受外媒采访时，也说“怕”了，夸大禽流感疫情的严重性
而至于管轶的国籍户籍、香港背景等情况，并不是主流的质疑声音。
管轶似乎也没有被这些流言所困。在接受财新专访之后，截至到现在，他没有再次接受任何一家媒体专访，也没有做出任何公开发言，而是在 2月20日和 3月27日 发表了两篇论文，分析病毒传播路径的中间宿主。
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2月13日，微信公号“智先生”发布《为管轶教授正名》一文。文末提到，“为管轶教授正名，不是想把他奉上什么神坛，这也不是我本意。我只希望能还原事实，给污蔑他的人以澄清，给不了解他的人重新认识。”
医学微生物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及玛丽医院微生物学系主管，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主管。 1981年毕业于香港大学医学院。 200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2015年当选港科院创院院士 。他同时也是英国皇家内科学院、外科学院和病理学院的院士。
袁国勇是医学微生物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香港科学院创院院士，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香港玛丽医院微生物学系主管、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多年来致力推动香港在公共卫生防护和医学方面的发展， 曾带领团队发现超过 50 种新病原体，也曾参与SARS病原体的鉴定，被誉为“抗SARS英雄”。
在此次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 袁国勇院士有着一些突出贡献， 如成功分离病毒株、研制喷鼻式疫苗、研究深圳一个家庭聚集性个案以判断病毒人传人、研究新冠病毒感染患者呼吸道病毒载量和血清抗体反应的连续动态监测结果等。
但他也因在《明报》上发表的一篇联合署名文章而备受舆论指责。这篇名为 《 大流行缘起武汉 十七年教训尽忘 》的文章指出，2003年沙士时曾于果子狸身上找到冠状病毒，其后国内一度明确禁止野生动物交易，但17年后野味市场愈加猖狂，“中国人陋习劣根才是病毒”。对此有观点持反对态度，虽然中国人的野味市场确实需要整改，但其认为野味各个地方都有食用，吃野味是狩猎文化、农业文化和现代文明同时存在的国情，用完成城市化的现代来判断整个民族未免武断，也不尊重。
第二个引起争议的地方在于文章中对新冠肺炎的命名。文章认为病毒来自美国的说法是自欺欺人，虽然世卫组织2015年起就避免用人名、地名、动物、食物、文化、职业等为疾病命名，但俗名似乎约定俗成，清楚明白即可，故民间及国际媒体称肺炎为 “ 武汉冠状病毒或武汉肺炎 ” “ 直接简单，亦无不可 ” 。这一点备受争议。一方面，纵然野味市场的卫生条件较差，但普遍观点是虽然此次疫情率先爆发于武汉，却没有证据表明病毒来源、产生于武汉；另一方面，作为专业学者，在文章中以 “通俗易懂”为由来称呼这种疾病，实为不妥，有歧视与引导舆论之嫌。
文章最致命之处在于其涉及政治话题，在首段将台湾称为“中华民国”。袁国勇师徒在当天深夜将其订正，并在随后称两人是科学家，不了解政治，亦无意卷入政治。但经查证，文章的第一作者龙振邦医生是反民主派阵营中“真普选医生联盟”的成员，此联盟的口号为 “换人换制度，支持真普选” ；龙振邦本人于 2016 年底的特首选委会成员选举中也四处拉票，最终当选。这些与二人自诩科学家、无意卷入政治的说辞似有矛盾。
随后在接受深圳卫视及直新闻的采访时，袁国勇面对质疑称，作为科学家最重要是面对真相，“ 或许没人比我更爱国。”也指出内地野生动物及市场卫生等制度并未完善，希望国人吸取惨痛教训，改变饮食文化与生活习惯。
在全国专家组中，张伯礼、刘清泉、黄璐琦是中医专家的代表。我们从公开报道中整理了今年1月1日至3月23日间三人的主要言论，并对部分言论进行了核查，以判断其准确性或科学性。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共党员，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一附院副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医内科学科带头人，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分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中医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在此次疫情中，他对外发声次数不少。在疫情判断与防控建议方面，张院士的言论基本准确，但涉及中医疗效方面的言论以及研究成果，并非全部严谨。 比如张伯礼等人发表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34例临床研究》 ，对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出院的52 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分为中西医结合治疗组（ 34例）和西医组（18例 ）进行了研究，结论是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冠肺炎能显著减轻患者的临床症状。北京、上海、广州、南京、西安科研机构的多位卫生统计学与流行病学专家，在《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对此类新冠病毒肺炎的临床试验提出批评建议，认为其 “样本量明显不够，可能因把握度不足而难以获得预期结论”。《知识分子》认为，传统中医也缺乏现代医学对每一种药物进行的毒副作用评估。
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共党员。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副院长，急诊科、ICU、急诊教研室主任。主要研究领域是中西医结合危重病学。
疫情中接管江夏方舱医院，截至 3月10月 正式休舱， 564名患者中没有一例转为重症，没有一例病人出现“复阳”，而且患者平均住院天数较其他方舱医院更少。在江夏方舱医院，除了部分患者有其他基础性疾病会给予相应西医治疗外，针对新冠肺炎的治疗则全部运用中医药。 这是令人欣慰的救治效果， 中医在降低轻症转重比例上的作用不容小觑，但刘医生的部分判断缺少解释，比如中医的真正优势是否在急症、睡觉是否是提高免疫力的最佳方法等。
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博士生导师，首席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中药资源中心主任。
黄院士针对病例救治等问题多次发表自己的建议，但就中医疗效方面的部分结论仍需更详细的论据。比如称从临床上看，通过对75例重症病人使用化湿败毒方效果观察发现，它在核酸的转阴和症状的改善方面是有显著差异的；在方舱做了 452 例的随机对照，在核酸转阴以及症状方面也是有显著性差异的；此外在将军路卫生院做了 100 多例，也是有显著差异。但其并未阐明是何显著差异性，也没有说明对其他变量的控制。
并非所有的专家都被邀请到台前，专家在台前发言也并非职责之一。根据2020年2月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调整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家组成员的通知》，专家组的主要作用在于 “ 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充分发挥专家作用 ，进一步加大疫情形势分析研判力度”。
共有27位专家组成员没有在疫情期间通过媒体向公众做出任何陈述和言论，其中医学类专家23位，公共管理专家2位，法学专家1位，传媒类专家1位。
非医学类专家在本次疫情期间大多选择了沉默。60人的专家组中，非医学类专家有6位，其中选择沉默的有4位，比例远高于医学类专家。 法学类专家为郑雪倩，系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主任，专长为医学类法律问题研究；传媒类专家为杨宇军，系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公共事务研究院院长，前国防部发言人。 而公共管理类专家一共有3位，唯一一位接受媒体访问的是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两位未在台前发言的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彭宗超和中国传媒大学政府学院院长董光鹏。
选择沉默的医学类专家也可以分为三类：军队经历、疾控中心履历和健康组织经历。
其中，有5位医学专家来自军事科学院和联勤保障部队（即俗称的解放军医院系统）。其中，2位专家系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研究员， 3 位专家来自联勤保障部队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和第五医学中心——这三位并非研究人员，而是在一线抗疫的医生。
另外， 3 位医学专家具有中国疾控中心的任职经历， 包括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办公室主任么海雁，她并未被邀请参加任何一场的卫健委或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新闻发布会。以及中国疾控中心病毒预防控制所原所长李德新。
5位医学专家来自与卫生健康相关的组织。其中，有3位来自中华预防医学会，1位来自江苏预防医学会，1位来自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中华预防科学会由全国公共卫生预防医学领域的科技工作者“自愿组成”，并依法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非营利性、公益性、学术性法人社团。我国的民间组织都需要挂靠单位，中华预防医学会的直属联系单位则为国家卫健委。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则与中国疾控中心关系密切，前身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
而从职能上划分， 23位医学专家中，有13位专家为公共卫生专家或科研人员，有10位专家是身处一线抗疫的医生。除了联勤保障部队解放军总医院之外，北京协和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北京佑安医院等地处北京的医院。而公卫专家的来源也包括中国工程院、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等单位或科研机构。
对全国专家组加上张文宏、管轶共计62位专家进行编号，并统计其过往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参与经历，我们发现在公开报道中专家是否曾直接参与 17 年前抗击SARS工作，与此次其对外发声的频率有显著相关性。
62 名专家中， 未找到直接参加非典事件报道的专家有 25 名， 他们的平均发言次数为0.52次，标准差为1.327；有曾在抗击非典一线报道信息的专家共37名，平均发言次数为5.84次，标准差为12.271。继续将参加非典组和未参加非典组专家的发言次数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t=-2.153，df=60，p<0.001，达到极其显著性水平。故参加非典组和未参加非典组专家的发言次数具有极其显著性的差异，参与非典的专家发言平均次数远高于未参加的专家。曾在抗疫一线的经历，可能让媒体认为他们更了解防控冠状病毒的相关情况，更倾向对他们进行采访；其本身具备的知名度和呈现的经验丰富的专业形象，也容易获得民众的关注与信任。
由本项目开始至今，新冠肺炎疫情已从全国性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展、蔓延至全球各地，成为与全世界公民休戚相关的公共话题。不断有各国的公卫学家、研究人员和政府科学顾问等从以往的幕后走向台前、走到世界舞台之上，展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抗击疫情的决心，也为夺取战“疫”的胜利带来了更多的信心与曙光。
在反思信息全球化时代重大传染性疾病防控中的缺口与漏洞时，信息公开和应急处置是讨论时无法绕开的两个话题，也是“后疫情”时代亟需建设的两个方面。“在紧急事件发生之前、之中和之后保持清晰通畅的沟通，是做好应急管理工作的关键之一。”
公卫专家的出现无疑在信息公开和应急处置上带来重要的帮助和有力的支援，不管是在专业的救治指导还是公众生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上都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在公共卫生体系和公共卫生危机处置的历史上，“专业知识基础上的理性决策”要求公卫专家与政策和宏观形势的决策者、以及不同的社会活动参与者之间能够进行有效、有力、有价值的沟通，而这一过程往往包含了劝服与妥协。可以说，他们既扮演着决策咨询者的角色，同时也是不同社会参与者之间的沟通者——这些沟通在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复原过程中都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但在信息时代，专家的言论与行为更加容易受到放大镜级别的检视和考究，部分专家在疫情期间的言行举止也受到了来自舆论和民间社会的质疑和拷问。这样的声音在信息时代是正常的，而这些来自公众的疑问和不解也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公卫专家在做出发言或行为时除了从自身的专业角度做出判断之外，也要考虑其他的社情民意因素，部分专家也开始使用普通百姓就能听懂的简单词汇——而非晦涩难懂的专业名词——向公众解释相关的情况。这种良性的互动，也推动了公共空间的讨论走向正常。
专家的言论与思想观点经由新闻报道和媒体叙事传播到每一个角落，是世界各地实现信息互联互通、共同抗击疫情的重要特征。我们也诚挚希望，我们的项目一方面帮助丰富疫情相关的研究，另一方面可以为后续的回顾和经验总结提供参考凭据，帮助公众审视未来的“后疫情”时代的公共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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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独家”公众号：《袁国勇师徒连夜撤回<大流行缘起武汉>一文，“表述不当”陷政治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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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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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呼吸系统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湖北卫健委、广州卫健委、中国新闻网、中国日报、封面新闻、中国新闻周刊、人民日报、长江日报、新华社、新京报、央视网、澎湃新闻、中国青年报、科技日报、南方都市报、中国科学报、经济日报、经济观察网、央视新闻、浙江卫视、海南日报、武汉发布、义乌发布、新华视点、人民网、央视财经健康报、广东台触电新闻、红星新闻、健康界华语医疗智库、好大夫在线医疗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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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知知道的越少。
将数据可视化，
体验数学的绘图之美。
苟利数据生死已，
岂因bug避趋之。